那年我十七岁，身体里的野草，正毫无征兆地疯长。
我们村叫「王家坳」，一个地图上得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小点。
村子被大山圈着，像个不情不愿的媳妇，日子过得沉闷又了无生趣。
九十年代的风，吹到我们这里时，已经没什么力道了，只是偶尔带来一些城里亲戚穿旧的的确良衬衫，或者几盘邓丽君的磁带。
我的世界，就是家里那三间泥瓦房，学校里那本翻到卷边的教科书，以及村东头那片望不到边的玉米地。
夏天，玉米秆子比我还高，绿油油的，把整个村子都淹没了。
我就像一棵混在其中的、不起眼的玉米，每天的任务就是拼命地吸收阳光和雨水，然后等待着秋天的到来。
可那年夏天，一切都不同了。
变化是从我堂哥阿强从广东回来开始的。
阿强比我大五岁，在城里的工地上当小工，每年只有过年才回来一次。
但那年夏天，他却破天荒地在农忙时节请了假，说是工地上出了事故，放了长假。
他回来那天，穿着一件印着英文字母的T恤，一条磨得发白的牛仔裤，脚上一双锃亮的运动鞋。
他带回来的，除了城里特有的、那种混合着机油和灰尘的味道，还有一个黑色的、沉甸甸的旅行包。
那个包，就是点燃我身体里那片荒原的第一颗火星。
那天晚上，我们一家人围着吃饭，阿强从包里掏出几件花花绿绿的衣服给我爸妈，又塞给我一把花花绿绿的水果糖。
我爸妈喜笑颜开，一个劲儿地夸阿强有出息。
我却注意到，他把那个包拉上拉链后，小心翼翼地塞到了他床铺最里面的墙角，还用一床破被子盖上。
我的好奇心，像被猫爪子挠了一下，痒得不行。
